1.6亿人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砍掉全球近1/3碳排放

  从消费角度来看，考虑到全球供应链上的所有上游排放，家庭消费直接或间接触发了温室气体 （GHG） 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因此将家庭消费模式转变为低碳模式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关键部分，需求侧解决方案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一项新研究表明，鼓励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采用低碳生活方式，有望将全球家庭排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减少至多五分之二。研究人员发现，若全球前 23.7% 的高排放家庭采取 21 项低碳行动，可使全球碳足迹减少 10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 这相当于所分析的 116 个国家中，家庭消费相关排放量的 40.1%。

  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北美地区展现出巨大的减排潜力，而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和乍得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减排可能性。

家庭可采取的以下关键行动能最大程度降低碳排放量：

• 减少商业服务使用（潜在减排 10.9%）

• 转向健康的纯素饮食，减少动物性食品、糖和不健康加工食品的消费（潜在减排 8.3%）

• 实施节能建筑标准（潜在减排 6.0%）

• 从私人车辆转向公共交通（潜在减排 3.6%）

• 共享和维修家用电器（潜在减排 3.0%）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合详细的家庭支出数据，量化了21种低碳支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我们的模型针对的是那些人均能耗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旨在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家庭。通过捕捉直接能源使用、家庭消费和上游中间工业投入的变化，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低碳生活方式对全球碳减排的贡献。

2. 研究发现

全球家庭碳足迹的热点

  研究团队计算了2017年116个国家（占全球GDP的79.5%和全球人口的87.3%，包括86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具有不同消费模式的201个支出组的碳足迹。该计算包括来自家庭和私人交通工具燃料使用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与家庭消费活动相关的、沿全球供应链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图1a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较高的支出转化为较高的家庭十分位碳足迹。最贫困十分位的碳足迹在2017年为每人0.5吨二氧化碳当量，而最富裕十分位的平均碳足迹为每人15.6吨二氧化碳当量。家庭碳足迹的大小与其消费模式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建筑和食品支出往往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贡献者。较贫困家庭主要通过食品消费贡献温室气体排放，而较富裕家庭在服务和出行方面的排放份额更大。四种气体（CO2, CH4, N2O, F-gases）的碳足迹分布差异显著：食品消费主要驱动CH4和N2O排放，而含氟气体的排放主要与制成品的消费相关（图1b）。

  根据整合评估模型情景预测的与控温2度一致路径得出一系列全球年度基于消费的碳排放目标。23.7%的全球人口（16亿）的人均碳足迹超过了全球年度平均目标（即2020年上限为每人每年4.6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89.0%生活在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些碳超标家庭约占全球支出的78.1%，并贡献了本研究中分析的116个国家基于消费排放的约63.7%。

  图2显示了不同地区碳足迹的差异。各地区碳超标家庭的比例差异很大。北美的平均足迹最高（人均17.2吨二氧化碳当量），其85.4%的人口超过了2020年全球目标。像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样的足迹较低地区则显示出显著差异，其5.4%的人口拥有远高于其合规家庭的巨大足迹（人均9.7吨二氧化碳当量）。

  关注单个国家，2017年全球第三大基于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印度（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碳超标人口仅占其人口的3.7%。相比之下，卢森堡这个总排放量低（142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高收入国家，其碳超标人口比例最高（占其人口的99.7%）。中国既显示出高碳足迹（5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又有相当大比例的碳超标家庭（24.0%）。这突显了区域发展、收入水平与碳足迹之间复杂的关系。碳超标现象不仅存在于高排放或发达经济体，也存在于全球其他地区，这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细致策略以减少家庭碳足迹的必要性，并应重点关注需求侧减缓措施。

参与各种低碳支出的减排潜力

  研究团队分别建模了21项低碳支出的减排潜力，这些与支出相关的减缓措施符合“避免-转变-改进”框架，通过绝对减排、消费转变和效率提升来应对碳减排。研究结果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并能够比较特定家庭群体采纳低碳支出所带来的减缓效益。

  图3显示了碳超标家庭实施这些生活方式变革带来的显著减排成果。所选定的21项低碳支出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范围从-0.01%（‘天然材料’）到10.9%（‘非市场服务’），包括避免的上游排放。鉴于碳超标家庭在休闲活动上支出较高，减少商业服务使用（简称为‘非市场服务’）呈现出10.9%的减缓潜力。在饮食类别中，转向健康的纯素饮食——减少动物性食品、糖和不健康加工食品的消费——展现出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3%的有前景潜力。四项与饮食相关的支出侧重于减少特定食品消费（主要是动物性食品）并用植物性替代品替代，它们在方法上有重叠但目标产品不同（详见补充数据2）。

  在建筑类别中，实施被动房标准可能导致6.0%的碳减排。在制成品方面，实施家用电器的共享和维修倡议（共享与维修）可贡献3.0%的减排。关于出行（移动），采用诸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少用车）、在家工作以及将航空旅行减半等模式，可能分别减少碳排放1.4–3.6%。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工作虽然减少了地面交通的排放，但导致家庭能源使用增加，从而削弱了整体减缓效果。在食品类别中，减少食物浪费效果更为温和（1.3%），而选择时令和有机食品影响甚微（0.1–0.8%）。在服装方面，改变纤维类型影响有限，但通过交换和修补（‘持久时尚’）等做法延长服装寿命可实现1.2%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总体而言，“避免”措施显示出更高的减缓潜力，其次是具有中等影响的“转变”策略。“改进”措施有助于减排，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端的进步以实现深度脱碳。

  研究团队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减缓潜力存在差异（图4）。生活方式变革的有效性源于基础设施条件、具有各自生产模式和能源结构的供应链，以及家庭和国家间消费模式的差异。北美以及欧洲和中亚在大多数低碳支出方面持续表现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相对减排潜力，而南亚在大多数变革中显示出最低的减缓潜力。

  采用健康的纯素饮食在各地区都具有相当大的碳减排潜力。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样的饮食可实现17.4%的碳减排。这种巨大潜力与该地区现有的饮食挑战相一致，其特点是存在不健康的饮食模式和依赖碳密集型食品消费模式。

  同样，在国家层面，蒙古通过采用不同饮食展现出显著的减排潜力。蒙古的家庭对食品消费的排放贡献很大，2017年占其总碳足迹的59.8%。在比较各国三种与出行相关的低碳生活方式时，63个国家的家庭通过采纳“少用车”相比其他两种与出行相关的支出具有更大的减排潜力。33个国家从“在家工作”中受益更多，20个国家从“少飞行”中看到更多优势。实施被动房标准可以显著减少住宅能源使用，在北美、欧洲和中亚的许多国家带来可观的碳减排。在一些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和瑞典，“持久时尚”显示出相对较高的碳减排潜力，分别减少3.6%和2.7%。

  此外，在116个国家中的94个，采用家用电器的“共享与维修”实践可以带来相当大的减排效果，超过了采用“无化学品”和“耐用电器”所能实现的减排潜力。北美以及欧洲和中亚的家庭可以通过三种与服务相关的支出（减少商业服务使用、减少长途休闲旅行和就近服务）实现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碳减排。

组合低碳支出的减缓潜力

  在评估同时实施这些行动的累积效应时，研究团队假设全球碳超标家庭广泛采纳所有低碳支出。为避免重复计算，考虑了重叠影响，特别是当多个行动针对相似的家庭活动时。例如，选择了减排潜力最大的饮食方式，以避免因四种饮食相关支出的重叠而高估碳减排量。此外，排除了不太可能减少排放的行动，例如在某些国家使用天然建筑材料。研究目标是估算可实现的最大碳减排量，而非提供精确预测。

  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套以支出为重点的减缓措施，可能使碳足迹减少10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本研究中分析的116个国家家庭消费碳排放的40.1%，或2017年全球家庭碳足迹的31.7%（图5）。减排主要源于碳超标人群家庭消费量和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在出行（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11.8%）、服务（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10.2%）和食品（2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8.2%）方面。服装支出的变化贡献最小（0.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0.9%）。按气体分解，CO2占比最大（29.8%），其次是CH4（7.9%）、N2O（1.8%）和含氟气体（0.6%）。

  相对的总温室气体减排量在116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范围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2.3%到马耳他的72.3%。研究团队观察到北美（3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66.7%）、欧洲和中亚（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53.8%）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0.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41.0%）的巨大相对减排潜力。

  美国可以实现最大的绝对减排量（3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主要是通过出行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变化（详见补充图2）。对于欧洲国家，一套以支出为重点的减缓措施可导致碳足迹显著下降，特别是在卢森堡（67.2%）、丹麦（64.6%）和希腊（64.5%）。卢森堡显示出巨大潜力，与其2017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减少了9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主要是由于其人口的很大一部分（99.7%是碳超标家庭）广泛参与了此类需求侧减缓。

  图6说明了针对碳超标家庭实施一套低碳支出措施所实现的碳减排，与文献中常见做法（即在每个国家对相应比例的“普通消费者”应用相同变化）所获得的碳减排之间存在显著偏差（范围从-7%到33%）。这些偏差突显了家庭消费模式的异质性，高排放家庭在减少其碳足迹方面展现出更高的潜力。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尽管减排潜力巨大，但观察到的偏差相对较小。这主要归因于在这些富裕国家随机选择的普通消费者中存在大量的碳超标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毛里求斯（本研究中减排52.5%）、纳米比亚（45.6%）和乍得（44.7%），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却显示出相对较高的偏差。纳米比亚的减排由食品、出行和服务支出的变化驱动，这归因于其对旅游业的严重依赖。

  图7显示了不同支出水平的人口群体间不同的相对减排潜力。例如，中国家庭的减排中位数为52.13%（第25至75百分位的减排范围在52.07%至52.14%之间），而在安哥拉，该中位数为54.5%（第25至75百分位在44.0%至69.8%之间）。还观察到几个国家存在递减分布模式，较低的家庭支出水平与较高的相对减排潜力相关，如安哥拉、南非、卢森堡和斯威士兰。这种模式并非普遍适用，例如在美国、芬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等其他国家，较富裕的家庭可能在碳减排方面从生活方式导向的措施中获益更多。此外，某些国家显示出独特的分布；例如在比利时、奥地利、希腊和马耳他，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可以实现中等水平的减排效果。

回弹效应抵消潜在的减排效果

  采纳低碳支出可以节省开支。然而，意想不到的回弹效应（即这些节省下来的支出被重新支出）可能会抵消最初的减缓效益[38]。研究排除了直接回弹效应，因为在文中的低碳生活方式情景下，消费者不太可能增加对同种燃料产品的消费。相反，研究关注最终消费者之间的间接回弹效应，探索节省下来的钱如何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中，以及随后在整个供应链中产生的上游碳排放的反弹。

  为了估算这些重新分配，采用了双半对数回归模型，基于支出弹性计算不同家庭群体和国家的边际支出份额（详见方法部分）。这些回归结果描述了总支出每增加一美元时，对特定商品的额外支出，为评估潜在的回弹效应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初步评估集中在21种不同的低碳支出措施的回弹效应上，假设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被重新支出到不受特定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影响的产品上，遵循消费者的边际支出模式。例如，减少航空旅行降低了航空旅行支出（如机票），但其他非航空旅行项目和商品的支出保持不变。节省下来的机票钱随后会按比例（基于其边际支出倾向）分配到这些非航空旅行项目和其他商品上。研究发现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回弹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与服务相关的支出往往具有更大的反弹效应（backfire effects），因为节省下来的休闲活动开支常常被重新定向到碳强度更高的领域，例如增加食品支出或延长居家时间（从而提高住宅能源使用）。

3.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研究团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低碳生活的认识和接受度；其次，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消费者采取低碳消费行为；同时，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低碳转型进程。此外，为了减轻反弹效应的影响，政府还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补贴等经济手段来调节消费者行为。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低碳生活方式在减少全球碳排放方面的巨大潜力。然而，要实现这一潜力，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引导和鼓励低碳消费行为；企业应积极开发低碳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低碳需求；而消费者则应提高低碳意识，积极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DOI： 10.1038/s41467-025-592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