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ESG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展望

 摘要：本文以CNKI和WOS数据库源中的628篇相关文献为分析对象，系统辨析ESG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披露动因与后果，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的支撑理论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但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研究热点集中于探讨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前者鲜少关注多维度多主体的驱动作用，后者较少考虑ESG信息披露在落实环保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的效果。本文从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拓展影响因素研究的多维视角、探索中国国情下的ESG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的环境—社会—治理效益分析和科学构建ESG信息披露体系方面展望了该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时代背景下，推动ESG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ESG集中体现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确定组织整体绩效的关键指标以及可持续金融的重要驱动力。在ESG生态体系中，信息披露是基础设施，ESG评级与投资均建立在ESG披露之上。披露内容主要体现为三点：环境（E）方面，公司为保护环境所做出的努力；社会（S）方面，公司如何管理与社区、消费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G）方面，审查公司的管理团队、股东权利和内部控制机制。随着ESG理念的广泛传播和ESG投资规模的日趋扩大，利益相关者对ESG信息的真实性、可比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大多已经认识到ESG信息披露对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平稳实施、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的作用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ESG信息披露”相关学术研究逐年增多，全面分析ESG信息披露相关文献对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至关重要。本文综合使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以下简称CNKI）和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数据库源中与ESG信息披露相关的628篇文章的文献特征与研究内容进行计量分析，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识别研究热点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外ESG信息披露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中，文献计量法是采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量化分析，描述、评价和预测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内容分析法是利用推理和比较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内容特征进行梳理、归纳和概括，深入剖析某一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揭露研究内容之间的差异。两者均通过统计分析研究对象的特征量找出其发展的趋势，前者的定量研究存在随机性、模糊性，后者的分析存在主观性、倾向性，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规避单一方法研究造成的弊端和局限，将定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与定性的研究内容衔接起来，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现状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以“ESG信息披露”为研究主题，对CNKI和WOS数据库源中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国内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为检索范围进行高级搜索，以“ESG”与“信息披露”为主题，时间范围截至2023年，检索到中文文献274篇，经过人工筛选和去重处理，最终获得文献228篇。国外数据来源于WOS核心数据库的科学索引扩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和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构造检索式“TS=［（ESG OR‘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D（disclosure）］”，文献类型=Article，语种=English，发表时间截至2023年12月31日，检索到英文文献747篇，通过进一步阅读文献标题及摘要，以人工方式剔除相关度差的文献，并将所筛选的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去重处理，最终筛选得到有效文献400篇。

文献数量的年度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状态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图1中国内外文献年度发表量均呈指数型增长，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国外关于ESG披露的研究起步更早，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在国外研究发展的前期，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国际许多知名企业开始注重减少外部性和最大化社会价值问题，披露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为后期研究奠定一定的数据基础。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进一步引起研究人员对ESG披露的关注，77%（即306篇文章）的国外文献发表在2021—2023年。就国内研究开展情况而言，2020年之前，国内学者对ESG披露的关注较低，论文发表量分布零散。随着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尝试将ESG理念运用到投资决策中，学术界研究ESG达到一个小高潮，发文数量实现量的飞跃，92%（即209篇文章）的国内文献发表在2021—2023年。文献年度发表量的持续上升反映出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关注度的不断增加，ESG信息披露助力可持续发展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广泛认可。

通过统计国内228篇CSSCI/北大核心文献及国际400篇SCI/SSCI文献的期刊来源，发现刊载相关研究的期刊数量较多，但分布较为零散。其中，国内文献发表在85本期刊，仅刊载1篇文献的期刊有53本，占比62.4%；国际文献发表在120本期刊，仅刊载1篇文献的期刊有64本，占比53.3%。由布拉德福定律可知，期刊可被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边沿区，依据埃格提出的计算方法，核心区期刊数量计算公式为P=2ln（e^E×Y），其中：P为核心数量，E为欧拉系数，E=0.5772，Y为期刊的最大载文量。计算可知，国内核心区期刊数量为P=2ln（1.781×25）=7.59，即发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国内期刊处于核心区；国际核心区期刊数量为P=2ln（1.781×66）=9.53，即发文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际期刊处于核心区。统计核心区期刊发表情况如表1所示，可看出国内核心区期刊集中于经济学、金融学与会计学领域，主要探讨企业内部控制、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等；而国外期刊大多集中于Business & Economics和Environmental Sciences领域，关注商业金融、环境科学、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国内核心区期刊在会计/审计学科的影响力指数排名较为靠前，国外核心区期刊在Business, Finance和Environmental Studies的JCR分区中大多为Q1和Q2，表明以ESG信息披露为主题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练，代表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运用VOSviewer软件收集文献关键词后，手动去除无意义和重复的词汇，限定关键词的频次（中文文献频次≥3，英文文献频次≥8），绘制中文与英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2和图3），以#和数字区分聚类。

中文文献的41个高频关键词被归纳成3个聚类，形成132条连接线，总关联强度为187。①聚类1：ESG表现对企业的作用效果。红色区域主要涵盖“融资约束”“高质量发展”“股价崩盘风险”“绿色创新”“债务融资成本”等关键词，体现研究者密切关注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经营风险的影响。②聚类2：绿色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区域主要包含“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ESG报告”“公司治理”等关键词，表明学者们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和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与企业ESG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③聚类3：“双碳”目标下的ESG信息披露。蓝色区域主要包括“环境信息披露”“碳中和”“碳达峰”“碳信息披露”等关键词，展现研究者紧跟时代脚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献计献策。

英文文献的48个高频关键词被归纳成4个聚类，形成810条连接线，总关联强度为3019。①聚类1：ESG披露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红色区域主要涵盖“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financial performance”“cost”“firm value”等关键词，体现当前研究者较为关注ESG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收益的影响，研究涉及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因此该区域还出现了“legitimacy”“stakeholder theory”等关键词。②聚类2：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绿色区域主要包含“impact”“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directors”等关键词，揭示学者们对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如董事构成、性别多样性等的持续探索，对董事会中女性占比的研究较多。③聚类3：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蓝色区域主要包括“ESG disclosure”“quality”“ownership”“institutional investors”等关键词，展现研究者持续关注公司所有权结构、机构投资者等因素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且研究多为实证研究。④聚类4：ESG信息披露对公司可持续性的影响。黄色区域主要含有“sustaina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 disclosure”“risk”等关键词，表明目前研究者深入挖掘ESG信息披露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关注环境方面的信息披露以及对公司风险的作用效果。

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基于经济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相关理论对企业内部因素如治理结构、财务绩效和风险管理等展开研究，宏观层面主要基于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和经济外部性理论对企业外部因素如政治制度、劳动制度、文化制度等展开研究（表2）。

微观层面的理论视角中，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和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这些理论常被用来解释企业披露ESG信息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其中，代理理论强调信息披露可以缓解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双方潜在冲突带来的代理成本，基于该理论的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董事会中性别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运转情况等因素均会对企业非财务报表的编制产生积极影响。信号理论主张ESG信息是企业向外部利益相关者发布的积极信号，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财政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要求企业除了考虑股东价值，更应将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社区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列为企业的发展经营目标，开展ESG实践以确保公司竞争优势，基于该理论的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员工生产力和忠诚度，增强公众形象和减少融资限制等。而社会政治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常被用来解释ESG报告内容应遵循的原则和披露动因。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强调企业所披露的ESG信息应该既包括企业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创造，以及如何在人力资本、债券资本、公共服务、股权资本的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合法性理论指出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行为须得同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相容，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证明自己是合法行为者，并从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社会许可。

宏观层面的理论视角中，公共政策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和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这两个理论常被用来解释ESG报告的理念遵循和披露动因。其中，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社会发展良性循环是ESG信息披露的基础，部分学者认为多数ESG报告框架的指标体系均汲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精髓；制度理论则强调企业的经营决策受到广泛的外部社会背景的影响，信息披露是企业响应外部制度要求的必然反应，基于该理论的研究发现，国家政治制度、劳动制度和文化制度均会对ESG信息披露实践产生影响。此外，经济外部性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externalities）强调单独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和社会利益最大化，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制，包括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披露企业经营活动派生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并实施奖惩政策等。

对ESG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的完整诠释，往往需要几种理论的结合。合法性理论和制度理论常被用来解释企业开展信息披露是为了遵守社会建构，满足社会期望，前者侧重社会规范，后者侧重法律法规；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侧重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前者探讨如何保护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利益，后者关注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如何传送信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ESG报告框架提供了理念遵循，利益相关者理论常结合其他理论被用来探讨ESG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经济外部性理论则侧重于研究ESG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综上，ESG信息披露研究运用的理论涵盖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多个层面，是多学科理论的综合型应用，虽然研究成果很丰富，但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视角探讨和创新。

经过数年的发展，ESG信息披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采用彭博（Bloomberg）的ESG信息披露得分衡量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也有学者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明晟（MSCI）、商道融绿等国内外相对成熟的ESG评级体系为基础，考虑国家政策要求和标准规范，采用文献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后，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等确定指标权重，再使用内容分析法对公司公开发布的ESG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内容开展评价。学者们所构建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大多仅针对某一行业，包括电力、重污染制造业、新能源汽车行业、医药生物行业、快递业等，指标体系也具有行业特色，如在构建快递业信息披露内容框架时，设置“快递包装材料使用情况”“物流运输工具污染物排放”等特色指标考核企业的污染和资源消耗情况。然而，现有文献中存在误用ESG表现评分衡量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的现象，前者体现公司的ESG实践成效，后者是企业对外呈现的ESG实践信息，两者的混用可能会掩盖企业的“漂绿”行为。

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平衡面板数据或不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EM）或基准（PooledOLS）回归模型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开展实证研究，辅以两步动态广义矩阵法（GMM）、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滞后自变量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在探究外部影响因素时，部分学者利用双重差分（DID）法探讨外生事件或制度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包括A股纳入MSCI指数事件、环保费改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等。整体上，围绕这一领域以开展实证研究为主，定性经验型文献的缺乏不利于理论基础的构建与发展创新。此外，基于ESG信息披露数据的可获得性，面板数据大多来源于上市公司，难以为中小型企业的ESG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深入探究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识别各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取得更好的ESG绩效，更能帮助政策制定者起草ESG政策，激励企业开展ESG实践活动。因此，有关学者基于代理理论、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深入探讨公司治理、外部关注、国家环境等因素对ESG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表3）。

在公司治理维度，多数文献结合代理理论、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管理层和董事会等公司内部因素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管理层特征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管更有可能对公司拥有长期愿景，同时为了提高自身声誉，主动披露ESG信息的意愿更强。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企业为了强化自身形象，披露公司ESG实践的积极性更高。然而随着管理层任期的延长，在决策惯性的作用下，研究发现被视为重复性任务的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可变性会降低。董事会特征方面，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相关研究发现董事会为公司提供专业知识和管理建议等关键资源，帮助公司更好的管理ESG问题，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议频率对ESG披露均具有积极影响。然而关于女性董事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却有一定的争议性。一种观点认为，女性董事对环境和社会问题更加敏感，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进ESG信息披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个人主义难以发挥作用，女性董事对企业ESG信息披露有负面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Buallay等基于2116家上市银行10年的数据，发现当女性董事会成员占董事会的22%∼50%时，对ESG披露结果的水平有积极的影响；当占比高于50%时，两者呈负相关。

在外部关注维度，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分析师关注和媒体报道与ESG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外部投资者的关注提高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企业出于融资动机而开展的ESG信息披露“漂绿”行为。其次，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中介和监管力量，相关研究指出分析师所出具的研究报告能够引起潜在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关注，倒逼公司管理层主动披露ESG信息。除此之外，与分析师关注类似，媒体关注也发挥着“聚光灯”效应。一方面，部分学者发现对ESG绩效良好企业的夸大报道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在声誉机制作用下，管理者出于迎合动机会选择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另一方面，有关学者认为负面媒体报道会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形象、管理声誉和产品市场销售产生不利影响，迫使企业在巨大市场压力作用下加快改善环境的措施，提升ESG信息披露的质量。

在制度环境维度，学者们较为关注ESG信息披露水平与政治制度、劳动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首先，Baldini等基于制度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研究发现，在法律框架较强的国家，企业提供正式ESG信息的需求变低，而政府腐败会增加公司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同时，他发现强大的工会或劳动保护可以提高员工福利水平，而高失业率会引发企业对高技术工人的竞争，两者均会推动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其次，部分学者发现ESG信息披露水平与民主程序相关，民主程度高的国家地区员工更为关注利益相关者需求，公司为了权宜之计牺牲道德和可持续性的概率较低。再次，基于社会规范理论，相关研究发现要求公司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宗教信仰会潜移默化影响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会选择发布更多的ESG信息以满足宗教期望。此外，Huang等研究发现在洪灾、火灾、飓风等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改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综上，现有关于公司治理、外部关注和国家环境对ESG信息披露驱动作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层面，鲜少考虑多维度因素混合作用的效果。此外，企业管理者制定决策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有关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创新。再者，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影响因素对ESG综合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对E、S或G单一维度作用效果的探讨较少，未来的研究需要拓展视角，深入挖掘影响因素并开展细分研究。

关于ESG信息披露作用效果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探讨信息披露行为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绩效、资本成本和企业风险的影响（表4）。

企业绩效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ESG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股票收益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Friede等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Meta分析，发现约90%的研究表明ESG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存在非负相关关系。研究认为，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透明度，信息披露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并增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以获得更高的企业价值。另一方面，ESG信息披露更好的企业可以吸引更多优秀员工，提高员工素质，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学者在探讨ESG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时大多选择Tobin’s Q为代理变量，关于作用方向却有正向和非线性的不同见解。也有研究发现，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层及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提高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带来更多的股票收益。此外，依据成本效应、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部分学者认为信息制造和传递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成熟递减，充足的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逆向选择的概率，有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全方位地监督企业绿色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绿色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源供给和监督压力，推动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ESG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Chai等认为，ESG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率，媒体关注对该效果起正向调节作用。

资本成本方面，现有研究较为关注ESG信息披露与企业债务成本、融资成本、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首先，部分学者认为ESG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企业债务成本，这主要归因于透明度的提高和贷款机构对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的激励，激励效果在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国家更显著。其次，相关研究发现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和提升公司治理效应，高质量的ESG信息可以缓解“短贷长投”的债务期限结构，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资本成本。再者，Feng等基于全球25个国家的样本，发现在欧洲和北美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该结果在亚洲国家却不成立。Dahiya和Singh以印度68家大型制造企业为样本，证实了Feng等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因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宗教、法律渊源和文化而异。然而Li和Liu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会显著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对于环境敏感行业、国有企业和资产规模庞大的大型上市公司来说，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更高，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财政支持。

企业风险方面，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违约风险、财务违规风险和股价下行风险有所关联。首先，Xu等调查发现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提升企业声誉资本两条路径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在“投资者情绪效应”下作用效果更显著。其次，部分学者认为ESG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降低业绩波动性，进而降低公司违约风险，但该影响仅存在于成熟和老牌公司。同时，ESG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财务违规风险的负相关关系也仅在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较强的公司发生作用。最后，部分学者提出，投资者认为在新冠感染流行期间披露更多ESG信息的公司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解决经营危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使公众对这类公司产生更多信任，进而降低企业的股价下行风险。还有一些相关研究发现，外部的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能强化ESG信息披露的风险降低效应。

综上，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ESG信息披露这一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资本成本和风险的影响，鲜少关注ESG信息披露在落实环保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学者们过于关注ESG披露与回报之间的相关关系造成了研究视角的狭窄，而忽略ESG披露能否真正影响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则表明现有研究对ESG效用的挖掘力度不够，值得广大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

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有利于ESG评级和投资的顺利开展，更有助于企业和市场的长远发展。国外一些国家的ESG信息披露制度相对较为完善，在ESG信息披露指引和标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欧盟及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强制企业披露ESG信息，故本文中关于制度设计的研究分析以国内研究为主。

现有中文文献中，关于ESG信息披露制度设计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由于缺少有关ESG信息的统一披露框架，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ESG信息存在数量少、质量低、披露不及时等问题，信息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可比性较差。部分学者认为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有利于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增强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从而满足广大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因此，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迫在眉睫。第二，确立信息披露执行方式。为发挥ESG信息披露功能，促进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相关学者对ESG信息披露的执行方式展开了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自愿和完全强制体系均无法满足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要求，现阶段应实行半强制ESG信息披露体系，之后推动企业ESG信息披露向强制披露为主过渡。亦有学者认为，强制ESG披露通常适用于上市公司，而对中小企业应采取自愿ESG披露。还有学者指出，可以首先选择在部分上市公司开展试点，之后分阶段逐步扩大披露主体范围。而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应将ESG信息披露的整套制度设计嵌入包含强制披露、半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三层法律责任框架之中，不宜分时段逐个机械化推进这一行动路线。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我国现存的信息披露监管力度不足，例如虽然鼓励企业自愿披露ESG信息，然而“安全港”制度的缺失阻碍着自愿披露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考虑到完全强制模式可能带来的高成本以及潜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学者们认为应该依据ESG信息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采取混合式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针对未按要求披露、披露信息不实的企业，相关学者认为应依规提出警告或要求惩罚性赔偿。第四，构建协作协调机制。不同于国外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我国ESG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以政府及相关部门引导为主，需要来自行业本身、组织机构、监管部门等多方协调合作。部分学者认为，在制定鼓励企业披露ESG信息的政策时，应该以利益协调为关键，从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制定配套支持政策，例如ESG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企业可享有在招投标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外，加强ESG信息披露与绿色财政及绿色金融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补贴、贴息、担保等政策让绿色基金在追求利润回报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综上，与ESG信息披露制度设计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确立信息披露执行方式、完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和构建协作协调机制四类。关于ESG信息披露标准的构建以及执行方式尚在探讨中，而针对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完善和协作协调机制的构建大多为政策建议，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分析，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和WoS数据库源中与ESG信息披露相关的628篇文章的文献特征与研究内容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国内与国际ESG信息披露文献发表数量均呈指数型增长，英文研究已经形成核心作者群，而中文研究尚未。国内研究发布期刊集中于经济学、金融学与会计学领域，国外研究则集中在Business & Economics和Environmental Sciences等领域。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深入分析，发现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涵盖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多个理论应用，但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现有关于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前者主要探讨公司治理、外部关注、国家环境等单一层面对ESG综合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鲜少考虑多维度因素作用对E、S或G单一维度的影响；后者集中于探索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资本成本和企业风险的影响，较少关注ESG信息披露在落实环保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国内关于ESG信息披露制度设计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确立信息披露执行方式、完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和构建协作协调机制四类，前两类主题的研究尚在探讨中，后两类主题的研究大多为政策建议，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分析。

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ESG信息披露领域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以经济学理论、社会政治与公共政策相关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加大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力度。一方面，依托现有成熟理论，尝试结合环境科学、心理学、人口学、管理学和数学等学科探索宏观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微观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因素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尝试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探索披露动因、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论机制，在拓展理论框架的同时注重理论创新，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促进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关于ESG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多维扩展：首先，深入挖掘并细分影响因素。微观层面的企业文化、治理结构，中观层面的上下游供应链、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国家制度等均可以再度细分，丰富信息披露的研究内容。其次，考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行业和地区，探索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再次，未来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某一影响因素对ESG综合维度的影响，更要明确其对E、S或G单一维度的影响，细化研究以厘清其内在作用机制，为企业开展ESG实践、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最后，现有研究所使用的面板数据大多源于上市公司，而中小型企业的ESG实践同样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

ESG信息披露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环境、文化背景、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息息相关，而目前基于中国国情考察国家宏观环境、社会经济现状等因素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影响的文献较少。我国ESG政策发展已进入深化提升阶段，一系列相关政策的陆续发布体现了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对ESG信息披露工作的高度重视，未来研究可尝试检验不同政策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效果。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为开展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独特的文化背景。今后的研究需要扎根于我国国情，探索我国企业在ESG信息披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配套解决措施，在推动企业ESG实践发展的同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政策参考。

企业披露ESG信息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公司在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成就，之后才是信息披露可能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然而，现有关于ESG信息披露作用效果的研究中，学者们把重心放在信息披露这一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上，造成了研究视角的狭窄，未能充分挖掘ESG的效用。信息披露是否能真正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事关企业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应重视ESG信息披露在环境（碳排放强度、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改善）、社会（员工多样性、机会均等、健康和安全）、治理（员工关系、股东权益保护、腐败和商业道德）方面的效益，以可持续的方式转型商业模式，助推企业长远发展和社会价值创造。

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考虑我国国情和不同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差异，学者们应加大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得到国际认可的ESG信息披露标准的研究力度，加快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披露规则的有效衔接。关于ESG信息披露的执行方式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未来的研究需要量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治理效益，明确披露主体、披露范围、生效时间和重要性原则，使ESG信息披露成为企业的“必答题”。此外，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彭博的ESG信息披露得分衡量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得分高低取决于信息披露数量的多少，忽视了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考察。今后的研究可尝试运用文本分析法，依据企业ESG相关报告中的具体词频、详细程度、定量数据等因素评估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探讨如何通过监管部门监督管理、第三方机构核查鉴证等方式，遏制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中的“漂绿”行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